寿彝先生姓白,字肇伦,又名哲玛伦丁,1909年生于河南开封,回族。先生撰述繁富,讲学每多新解,可记的行事,可传的议论,都是大量的。我现在只能就个人所知,依照时间先后,写成事目,编先生学谱一卷,只能记其要,不能求其全。如果这篇《学谱》能对先生学术思想脉络的发展有所反映,对后之学者能起点指点门径的作用,那就是我最所希望的了。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力表示,中国史学史是20世纪20年代由梁启超等倡导的学科,立足于兴盛发达的中国史学和富饶的史学史资源,可以说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商务印书馆自始就非常重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一直在馆内历史学著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北京11月13日电
《增订中国史学史》四卷本12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首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杨艳秋指出,这部著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史学史内容的界定更强化了中国史学的自身特色,不以朝代划分史学演进,在时间顺序中按照史学分支、史书系列来进行系统考察。

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奠基者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从理论成就和治学方法两个方面论述白寿彝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贡献。继承先生的学术传统,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白寿彝;民族史研究;理论方法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3001408

       
1928年,先生19岁,在上海《民国日报》4月23日《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
这是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很活跃。先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后来在他所写许多文章中,还不断反映这种观点。
1929年,先生20岁,出版《开封歌谣集》。
先生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在歌谣集出版后,他还写有《中国古代的龙风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
同年,在开封创办《晨星》半月刊,后迁北京改月刊。
这是以文艺为重点的文史方面的刊物,《河南日报》编辑部陈治策倡议创办,并任主编。先生担任一段时间的主编。这时,先生已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将其中的部分篇章在《晨星》发表。同年9月,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三年,在黄子通先生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后又编《朱熹辨伪书语》一书。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著,已发表者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先生还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编》148卷及其《序目》发表。
《朱熹辨伪书语》一书,由北京朴社1933年出版。

史学;史学史;中国;首发;增订中国史学史

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座谈会暨《增订中国史学史》新书发布会”12日在北京举行。


       
1935年,先生26岁,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先生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这是先生申论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的第一篇文章。

中新网北京11月13日电
《增订中国史学史》四卷本12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首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杨艳秋指出,这部著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史学史内容的界定更强化了中国史学的自身特色,不以朝代划分史学演进,在时间顺序中按照史学分支、史书系列来进行系统考察。

四卷本先发,增订中国史学史【betway体育手机版】。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尹达创立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史学史研究室,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在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推出的第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为中国的史学史的起步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具影响力的学者,白寿彝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在70余年的学术实践中,他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西交通史等许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以其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以其深邃的思想、富于创新的理论、科学的治学方法,给当代中国民族史学以深刻的影响。他是公认的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奠基者和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白寿彝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事业和他的学术成就是永存的。总结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成就与治学方法,对于继承先生的学术传统,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独具创新的理论建树白寿彝先生重视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他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特别是解放后的学术著述中,不断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创造,解决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民族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先生85华诞时,著名学者刘先照、陈连开曾分别撰文对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成就给予了较全面的论述[1]。笔者仅就先生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1.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白寿彝先生提出和论证了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理论。他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开篇就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括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2](P1)多卷本《中国通史》贯穿了先生这一思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已属常识,但是在旧中国的史学界,远非如此。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旧时代的学者们常常以汉族和汉族统治的王朝为正统,视少数民族为蛮夷或异族,从而忽视少数民族的历史或者干脆将其排斥在中国史之外。解放以后,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对旧史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逐步确立了民族平等的思想。白寿彝先生是较早进行破旧立新的学者,并且形成了自己完善的理论体系。白先生的这一理论包含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强调各少数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1951年,先生在《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中就指出,国内少数民族除极少数的民族外,大体上都具有和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甚至当汉族还没有正式形成的时期,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蛮族,西南的庸、蜀、□、微等族就在历史上出现了。少数民族开发和建设了中原和边疆地区,也为创造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在近现代革命斗争中,少数民族也同样坚强不屈,前赴后继,所以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人民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3](P20)到70年代以后,先生更是反复强调指出,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不仅包括现在存在着的民族,也同样包括过去同中国有关系的、已经消亡了的民族。其次,先生主张将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作为整个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把它视为历史分期的一个标准。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当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就不会有中国历史上的繁荣与发展。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生对这一观点作了较多的阐述,他说,中国历史主要是封建社会史,封建社会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发展,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分不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在北方,北方民族大量南迁,与汉民族杂居进而汉化封建化;在南方,大量汉人的迁入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也促进了杂居区的封建化。宋元时期,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发展了,发展的标志是广大边境地区进入封建化,包含东北的大部分、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云南的大部分,有了这个变化和进步,我们才能说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了。明清时期,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因此,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3](P56)基于这一认识,先生将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成四个时期,先生所主编《中国通史》贯彻了这一思想,从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独树一帜,真正构建了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其三,是主张从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与评价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以及汉化问题。先生从自己研究回族史的经历中提出一个例证,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回族却出了许多的学者、艺术家,他们的文化载体没有多少回回人的色彩,倒是充盈着儒家思想。他们在文化上所作的贡献,究竟算汉族文化,还是回族文化,从民族史的角度如何评价他们的文化成就,给予何种地位,许多学者,特别是民族学者对这一现象是持否定态度的,先生自己也曾怀有疑问。后来先生将这一问题放置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疑问就迎刃而解。他说,汉语、汉文是全国通行的一种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成果,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样应该是各少数民族的贡献,这些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看问题,不必怀有狭隘的心理。他从这个问题引发开来,总结道: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尽管表现不出自己民族的特点,但只要对各民族都有好处,就是对中华文化很好的贡献。[3](P62)

        1936年,先生27岁,在《禹贡》半月刊
5卷11期发表《从?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这是先生所写回教史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座谈会暨《增订中国史学史》新书发布会”12日在北京举行。

杨艳秋介绍,《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编撰始于1982年下半年,1985年正式出版。该书特点之一是建立起了一个贯通古今的中国史学史的体系,其下限写到了1949年。特点之二是以社会形态来划分史学发展阶段,为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

       
1937年,先生28岁,为《禹贡》半月刊办了两个回教专号,其中有先生所写《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文,并有译文多篇。代顾颉刚先生为天津《大公报》写了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中国交通史》出版。
7月,参加西北考察团赴绥远、宁夏、甘肃、青海,考察民族、宗教、水利。《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在北京、上海、宁夏等穆斯林集中地区影响甚大。《中国交通史》是先生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我国交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本书有牛岛俊作日文译本。1984年,1987年、1993年先后在上海,郑州、北京有翻印本。

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尹达创立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史学史研究室,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在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推出的第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为中国的史学史的起步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谢保成研究员师从尹达,长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2005年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三卷本问世,这部著作基本遵循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的编写原则,同时结合新世纪史学的发展、学科建设情况,是21世纪历史研究所的史学史学科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突出特点是不以朝代划分史学演进,而注重对同一时间跨度内的每一系列的史学的系统考察,同时关注各个时段发生的史学现象和各个时代的修史制度。

       
1938年,先生29岁,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教学,讲治学的材料和方法,主编《月华》。

杨艳秋介绍,《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编撰始于1982年下半年,1985年正式出版。该书特点之一是建立起了一个贯通古今的中国史学史的体系,其下限写到了1949年。特点之二是以社会形态来划分史学发展阶段,为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

杨艳秋指出,此次出版的《增订中国史学史》四卷本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思考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史学史作为学科史的认可和作者对史学史内容的界定,这一界定更强化了中国史学的自身特色。在时间顺序中按照史学分支、史书系列的考察,突出了分层专题和逻辑空间结构。

       
1939年,先生30岁,接受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云南大学研究云南伊斯兰史,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
这时,先生开始了云南回教史资料之比较系统的收集,开始了对云南重点人物赛典赤、瞻思丁、杜文秀、马复初等的研究。所收资料中,原始资料和传抄资料都颇为丰富,为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1940年,先生31岁,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学至1942年。先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这几门课程对先生来说,都是新开的课程。他一边学习,一边讲授,都能胜任愉快。

谢保成研究员师从尹达,长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2005年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三卷本问世,这部著作基本遵循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的编写原则,同时结合新世纪史学的发展、学科建设情况,是21世纪历史研究所的史学史学科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突出特点是不以朝代划分史学演进,而注重对同一时间跨度内的每一系列的史学的系统考察,同时关注各个时段发生的史学现象和各个时代的修史制度。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力表示,中国史学史是20世纪20年代由梁启超等倡导的学科,立足于兴盛发达的中国史学和富饶的史学史资源,可以说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商务印书馆自始就非常重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一直在馆内历史学著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1942年,先生33岁,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学,开设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等课程。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回教小史》是先生所写公开发表的回教史的第一种本子,字数不多,但反映了中国回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一本有开拓性的著作。

杨艳秋指出,此次出版的《增订中国史学史》四卷本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思考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史学史作为学科史的认可和作者对史学史内容的界定,这一界定更强化了中国史学的自身特色。在时间顺序中按照史学分支、史书系列的考察,突出了分层专题和逻辑空间结构。

betway体育手机版 ,        1944年,先生35岁,又回到云南大学讲学,讲史学名著选读。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力表示,中国史学史是20世纪20年代由梁启超等倡导的学科,立足于兴盛发达的中国史学和富饶的史学史资源,可以说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商务印书馆自始就非常重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一直在馆内历史学著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1946年,先生37岁,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在《中国回教小史》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它不只是一本伊斯兰教史,从书中论述的各主要内容来说,并且是一部中国回族史。全书采取教材的形式,反映先生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和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群众的思想。本书有法文译本。在五华书院的讲演破史书体裁风俗,另立新意,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史学史方面的意见。讲词见《文讯》月刊1946年新10号。

       
1947年,先生38岁,在苏州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编务。时,停刊已久的《文讯》月刊已于1946年1月复刊。
文通书局编译所有一个初步设想的出版计划,包含世界文学名著、文学丛书、医学丛书,少年儿童文库。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出了-些好书。

       
1948年,先生39岁,在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时,中央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同年,先生编辑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和校点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出版。先生在《月华》发表了《纯真篇义证》。
中央大学为中国通史开五个班的课。先生最初用缪凤林的《中国史要略》为教材,后来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义证”是《古兰经》的一个篇名。先生对本篇经文各种汉文译解加以评论,主张以经译经,以经解经,不要揣测。

       
1949年,先生40岁。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兼在地理系授课,用叶蠖生写的初中历史课本,课文简要而讲解详实,教学效果很好。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之间,先生在历史系开了许多的课程,包含有春秋战国史、隋唐史、明清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历史文选、历史教学法、史学概论、历史唯物主义等。往往是同时开设两三门课程,并采用了多种辅助教学方式,如课堂讨论、学期论文、教育实习、历史晚会等。在努力教学的同时,先生的治学兴趣已逐渐比较集中于回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历史教育。此后,先生对于这四个方面的论述都比较多。
1950年,先生41岁,发表了《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这是先生所发表关于历史教育的第一篇文章。

       
1951年,先生42岁,出版了《回回民族的新生》。本书从历史上说明解放前后回族政治地位之重大变化。同年,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历史教学》半月刊,发表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的结合》。同年,发表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与学习》。
同年,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这是先生提出来的新问题,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

       
1952年,先生43岁。为适应调整院校后课程改革的需要,先生组织青年教师成立中国史教学小组,集体编写教材,分头到各系讲课,解决了六个系的历史教学的共同任务,也帮助了本系青年教师的成长。
同年,出版了《回民起义》。
全书共4册,云南和西北各2册。云南部分是对《咸同滇变见闻录》的充实。西北部分是重新搜辑的。

       
1954年,先生45岁,发表了《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王毓铨合著)。

        1955年,先生46年,发表了《明代的矿业的发展》。

       
1959年,先生50岁,发表了《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
《论青年教师进修的通与专问题》。

        1960年,先生51岁,发表了《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谈了回族史上的四个问题和回族史工作问题。在谈到回族来源时,先生认为回族来源有多种不同的国外族源,但形成民族是在中国境内。这还是新的说法,而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同年,先生还发表了《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961年,先生52岁,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编写高等学校中国史学史教本的任务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华东师大,由先生和吴泽先生承担。先生开始考虑编写中国史学史的计划,并开始编印专门刊物《史学史资料》。《史学史资料》原为内部刊物,后改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发表。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于序事中寓论断》,《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谈史学遗产》。

        1962年,先生53岁,出版了《学步集》。 
 
       
1964年,先生55岁,出版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内部印行。
1965年,先生56岁,发表了《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
本文是先生在巴基斯坦国际历史家学会上的讲演。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文化讨论会又讲过一次,题为《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内容大致相同。

        1972年,先生63岁,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24史校点的工作。

        1974年,先生65岁,发表了《论秦始皇》。

       
1978年,先生69岁,发表了《儒法斗争史的虚构》。本文有英、俄等多种外文译本。

       
1979年,先生70岁。先生曾经说过,他70岁以后才开始作学问。实际上,先生积累数十年来学术耕耘,自70岁以后成果累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同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倡导了历史课程体系的改革。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
1980年,先生71岁,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主编)。
《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有一些新的看法。本书的体裁也有新的形式。印数达80万册,有英、日、西班牙、法、德文译本。

       
1981年,先生72岁,出版了《史记新论》,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4篇。
同年,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1982年,先生73岁,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再谈历史文献学》、《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

       
1983年,先生74岁,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古籍研究所。出版了《史学概论》(主编)、《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三部著作,并发表了《说六通》、《古籍整理和通史编撰》、《说”成一家之言”》、《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等文章。
1984年,先生75岁,发表了《说成一家之言》和《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一篇重要文章。

       
1985年,先生76岁,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第1册(元代)。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
1986年,先生77岁,由他主编的6卷7册本《中国史学史》第1册出版。
同年,发表了《在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先生78岁,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出版。本书有英、西班牙、德文译本。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上的讲话》。

        1988年,先生79岁,出版了《回族人物志》第2册(明代)。
同年,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第三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兰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等。
1989年,先生80岁。由先生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出版。
同年,发表了《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说”为人师表”》、《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

        1990年,先生81岁。出版了《回族人物志》第3册(清代)。
同年,发表了《说豪族》、
《绘画本<中国通史>序》和《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
同年,12卷本《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先生82岁。《中国通史》第3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先生83岁。
《中国通史》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同年,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60多年来先生所写关于民族、宗教的论述的选集。也是颇有新意的。1993年,先生84岁。发表了《读点历史有好处》。
这是先生为《光明日报》史学版创刊40周年纪念所写。文章说:”人不要离开现实,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现实。但也不要掉在现实堆里,只看见眼前的一些事物,闭塞聪明,成为井底之蛙。为了避免这种毛病,读点历史有好处。同年,由先生主要设计编辑的《文史英华》(共15册)出版。
同年,《回族人物志》第4册(近代)发稿。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先生85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000年3月,先生与世长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于同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附录:十二卷《中国通史》出版情况:(1989–1999年)

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总主编兼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总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总主编 上、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总主编,主编之一 上、下册) 1995年版

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5年版 

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7年版
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9年版

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7年版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9年版 

中国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6年版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总主编 上、下册) 1999年版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主编 上、下册)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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