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的瓮安:一起死亡事件是怎样演变成一场骚乱的?

  作家被害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社区。警方在人群涌上来之前,就封锁了案发现场。

装修过程中,一定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否则造成事故就后悔莫及!

进入专题: 群体性事件
 

6月26日,突然有两个戴着面纱的人闯进小店,一人掏出一把手枪,指着敬铁民一家三口的脑袋,“不许动,动的全部枪毙。”听上去是瓮安口音。一家人还是报了警,对方要求他们打另一个电话,敬铁民怒了,“这是你们应该管的啊。”

  下午六点,下班族陆续赶回来,人群在大楼前的警戒线外,十几分钟内就扩大了好几圈。“作家被害”这几个字在人群中反复被提及。紧接着传来此起彼伏的嘘叹。

近日,重庆发生这样一场装修事故,给施工人员造成不可承受的伤害!关于这个事件,究竟是谁的责任?大家各有说法,请看:

于建嵘 (进入专栏)
 

到了公安局时,大楼的第一层已经烧起来了,还有人在砸楼,“大人砸倒比较少,主要是小孩在砸,可能是初中的,我们高中的还在考试。”而且,每砸一下就有群众在欢呼:“烧得好,砸得好。”

  很快,媒体也到了。

8月3日下午5点多,东林大道东林洗浴门面内的装修工人蒋先生在装修时,被倒下的装修墙砸到,不幸去世,遗体放置在门面前方,随后警察很快到达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其妻子在一旁目睹了意外的发生,哭晕在现场,很快被送往医院。
蒋先生和妻子50多岁,是璧山河边人,儿子20多岁有正当工作,两人长期在外做装修行业。这一单业务是经人介绍,别人承包后转接给他做的,要求5天将这间门面内部的所有墙都打通。蒋先生在砸墙过程中,墙体滑落被砸到,当场死亡。
据目击者曾女士表示,这次做装修的是东林洗浴中心,已经关门转让给旁边的药房老板,现在装修是想要将隔壁做成超市,在事发之后,蒋先生的家属一直轮流在洗浴中心前面守候。
截至2017年8月4日上午,记者到达事发现场,蒋先生家属依旧还在洗浴中心前的警戒线内看守,围观群众议论纷纷,警察在附近维持秩序。当记者向药店工作人员与蒋先生家属进行采访时,双方均不愿意透露过多信息。
据悉,在得知事发后,药店老板就已经出面,就此事与蒋先生家属进行洽谈,具体责任是谁担,双方还在进行洽谈。

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 1

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 2

  “他平日里给你们什么样的印象?”

孝感装修行业的朋友们,关于这个事件,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被烧毁的瓮安县公安局大楼

  “他平日里寡言少语,表情冷漠,我没跟他打过交道的。”

  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针对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怀疑和不满情绪。这种社会情绪的蔓延消解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催生了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

自从6月21日李树芬死后,杨刚经常会来河边停尸的地方看看。因为,这个落水少女的尸体就是他从水里捞出来的。

  “你觉得他最有可能被什么人杀害?”

砸下公安厅就有人叫好,诗人被害之后。  

那天晚上,他正在家里商量着去打牌,妻子进来跟他说:“之前跟你下过乡的那个男孩的妹妹掉水里了。”向来“爱管闲事”的他立刻和妻子出门去看情况。但是,因为走错路,凌晨一点多才到了河边。

  “这个,这个,呃,我真的不敢说。您问别人吧!”

  民众政治不信任的两大表现

到达的时候,消防队员刚好离开,只有两个警察还留在现场。杨刚让警察“看好三个嫌疑人”,又打电话给119要求支援救援工具,对方的回复是“没找到工具”。只能*自己,他找来汽车轮胎充了气再下水。

  “我和他说过话,采访我,采访我。”一个染着白头发的年轻人走过来,表情兴奋,喘着粗气,他努力挣扎越过一切障碍。

  

西门河的水并不急,但有三米深,夜晚的时候,大堰桥四周一片漆黑,没有路灯,也没有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所有的风花雪月。桥的附近是一片苞谷地,再远一点有一个废弃的机械厂,晚上12点的时候,除了偶尔几声狗吠,再难有其他声响,静谧得让人心里发毛。

  “不急,您先喘口气?!”

  通过对近年来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分析之后可知,民众的政治不信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对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政策决定、发布的通知公告、出具的鉴定结论等本来应该是具有权威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文件表示怀疑,甚至对这些文件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比如,发生在2008年的瓮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据相关媒体报道,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初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当晚,瓮安县公安局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检,并做出“死者系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鉴定结论,死者家属对这个鉴定结果不满。随后的几天关于李树芬真正死因的谣言满天飞,最终导致一起普通的少女溺水死亡事故演变成上万人聚集、数百名不法分子打、砸、抢、烧党政机关的暴力事件。除了贵州瓮安事件外,2006年发生在浙江的瑞安事件以及2009年发生在湖北的石首事件也都是由于民众对公安机关做出的死亡鉴定表示怀疑和不满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着摩托车的大灯照着,杨刚一个人在水里捞,没有其他帮手。一直捞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勾到了一只脚,再顺势往上拉,女孩的尸体终于被拉上来了。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四十分。

  “要我说吧,这个作家人挺好的,我和他说过一次话,甭看他话少,可是那话怎么说的,让我想想……但是话精,话精,没什么废话。”

  二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言论、施政行为等表示怀疑和不满。比如,2004年发生在重庆市万州区的群体性事件,起因就是一个妇女与一个搬运工发生了争执,随后此妇女的丈夫自称是公务员上前一起殴打搬运工,并扬言“出了什么事花钱就可以摆平”。这个“公务员”的言辞和举动引发了群众的公愤,造成大量群众聚集围观,最后发生砸烧警车、冲击区政府大楼、抢走电脑、损毁财物的暴力泄愤事件。再比如,2008年发生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的“孟连事件”。这起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胶农认为其土地权益受到了侵害,在要求政府和侵权公司处置未果的情况下,胶农奋起维权,地方政府则动用警力镇压。为表示对地方政府施政行为——随意出动警力镇压农民维权行动的不满,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的暴力事件。可见,政府的不当处置有时候不但不能化解矛盾和冲突,反而可能会使矛盾激化,冲突升级。

被捞上来的李树芬穿戴整齐,但脸上有伤痕,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让别人把她的眼睛合上。”

  “那您能仔细回忆一下您和他都聊过什么吗?”

  

第一次尸检的时候,他到了现场,但那时“已经检得差不多了”。而每天都有很多群众聚集到河边,“主要是抱着同情心给家人出主意。因为瓮安这个地方,很多时候上访都没有结果,大家想借个机会上访,把瓮安的事情搞清。”

  “呃,好,不过先等一等,你们为什么没在我前边架上摄像机啊。我不是在接受采访吗?”

  政治不信任为何会诱发群体性事件

但是,28日下午,当他来到河边的时候,发现气氛已经悄然改变了。一个矮矮胖胖的人拉着白布在写字,写着“为人民呐喊申冤”。聚集的群众开始多起来,到了3点左右,“连河对面的人加起来有两百多个”。

  “抱歉,我是报社的记者,不过我们待会会给您拍一张……”

  

群情汹涌起来,人们开始向县委大楼行进了。

  “我不要报纸的”,年轻人等不及记者把话说完,“我要能在电视和网上看到我讲的话。”

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 ,  其一,“全能”政府的强大惯性与民众的心理预期之间存在差距,降低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提供了土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提出了诸如创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计划,并开展了相关的改革实践活动,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职能几乎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模式依然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再加上我国的改革本来就是一条由政府主导的规划性社会变革之路,所以使得民众对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社会治安等众多领域的作为仍充满了太多的期待。换句话说,虽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政府已经逐渐将一些计划经济时代原属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推向了市场,但很多民众并不习惯“有事找市场,不再找市长”,而且在当前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宣传中,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民众有什么事情当然还是先想到找政府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仍然扮演着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全能”政府的角色,于是也就得不得不承担着很多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职能。比如,在调研中,我发现有时候并不是政府不想解决上访民众反映的问题,而是很多问题并不是政府能够解决的。这种状况造成的最终后果就是政府因不能满足民众的太多期望而使自己的权威和公信力受损。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蔓延扩散,就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酝酿发生的土壤和温床。

晚上不敢出门

  “来我们这儿,帅哥。我们是电视台。”右边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举起帽子向他挥手。

  其二,在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也确实存在着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若再不能得到有效、及时的纠正和解决,势必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从而成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催化剂。这是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即政治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它是统治者获得合法性认同的基础性条件,发挥着促进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只有为民众提供秩序、安全、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和信任,而且政府只有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合法性才是真正的合法性,各种政治制度才能良性运转。另一方面,政治信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又是促进社会秩序生成,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有社会学家指出,信任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一般功能,并且为不断相互作用的行动者和体制提供认识的和道德的期望图式。可以说,良好的政治信任水平不但有利于整合宏观的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促进个体社会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而个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达成政治上的合作行为,从而使他们最终能产生一种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在当前我国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些政府官员不能坚守为官之道,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国家或其他人的利益,甚至有个别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化。官员的这些不当行为不仅可能会使自己受到道德法律的谴责与惩罚,更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急剧下降。这种不信任感长期累积就可能形成一种针对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抽象愤怒”,近年来多起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抽象愤怒”的集中爆发。

就在河边群情汹涌的时候,敬铁民的生活还和往常一样,在卖水泵的小店里坐着,消磨着生意凋敝的时光。他的心情并不好,因为就在两天前,他刚遭到了抢劫,这是他来瓮安后第二次遭遇抢劫了。

  年轻人再一次越过障碍去接受采访。

  其三,我国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得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政治信任表现出层级递减的特征,即中央政府获得的政治信任最高,省、市、县、乡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获得的政治信任依次减少。也就是说,县乡两级直接面对民众的地方政府本来应该是解决民众问题的主要机构,而民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度却非常低;而省市政府及中央政府则是通过下级官员来间接管理民众,他们很多时候不能直接解决民众反映的问题,而是通过层层转批督促县乡政府解决,而他们却获得较高的政治信任度,尤其是中央政府更是常被民众奉为“好人”、“亲人”和“恩人”。再加上中央的强力宣传,使得民众对中央政府解决自己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深信不疑。人们常说一句话,“中央政策是好的,到下面就走样了,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于是,很多人越级上访,不惜代价到北京去。结果,中央不得不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洪流。无奈之下,中央只好通过向地方政府层层施压的方式严格控制进京上访,并采取“一票否决”等严厉措施要求地方官员将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地方,化解在基层。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很可能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控制民众上访反映问题,这样不但不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引发针对地方政府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前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6月26日晚上10点,敬铁民正在清理店里的水泵,突然有两个戴着面纱的人闯进小店,一进来就把门拉上,一人掏出一把手枪,指着敬铁民一家三口的脑袋,“不许动,动的全部枪毙。”听上去是瓮安口音。然后把全家人绑起来,喝令他们把钱拿出来。在搜刮了一千块钱和两个手机后,两个匪徒转身出门,临出门时回头再补了一句:敢报警就把你们都毙了。

  刑警队长举着喇叭,问群众受害者的邻居到了吗?喊了三遍之后,来了一对穿着黑蓝色工作制服的小夫妻。

  可以说,如果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一些群体性事件是不难化解甚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该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消除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影响,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创建活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监督,约束公权力滥用和官员的不当施政行为;最后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重建民众政治信任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各种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一家人还是报了警,打了110后,对方要求他们打另一个电话,敬铁民怒了,“这是你们应该管的啊。”挂掉电话等了五十分钟,警察终于上门来。录完口供和拍照后就离开了,再也没过来,也没有任何答复。

  “你们是做什么的?”

  

瓮安治安不好是当地人的共识。很多人“晚上都不敢出门”,晚上的路边,“可以见到有人拿着砍刀走来走去的”,小店下午都会很早关门。2005年的一天,就在白天的时候,有两个30岁左右的人曾经闯进敬铁民的店里问:“有钱没?
”他很强硬地回了一句:“没,你们再来我就拿铁棍打死你们。”第一次遭遇抢劫因为他的强硬而避过了。

  “我们两个一个公司,卖保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8日下午3点多,还在郁闷中的他看到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告诉他,很多群众去公安局和县委大院前面游行了,因为一个少女死得很奇怪,大家都要去找政府要个说法。他依然坐着,没有出门,“我很怕啊。去的多是当地人,我们是外地人,不敢出去,自从被打劫后,白天一个人坐在店里都会害怕。加上刚刚被抢,心情也不好,就不想出去凑热闹了。”

  “作为被害人的邻居,希望你们配合下,跟我去公安局录一下口供。”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群体性事件
 

但是,像他这样逃避的人并不多,人们还是纷纷涌上街头。隔着一条街的公安局那边,聚集的人群已经越来越多。

  “我俩不认识他他这个怪人的。”男人说。他使劲攥紧女人的手,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

vnsr威尼斯城官网登入 3

很意外,不敢相信

  “你们做了邻居这么久,就没说过话?”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data/55050.html

下午4点,正当人群开始拥挤起来的时候,瓮安三中初二六班的学生张晓雨刚刚考完这个学期的最后一门试,而她的同班同学李树芬,已经永远不能再和她在同一个教室里考试了。

  “没说过。”男的斩钉截铁回答。

6天前,就在李树芬死后的第二天,李树芬的好友王娇回到学校上课。她在班上跟同学讲了李树芬溺水身亡的消息,张晓雨“很意外,不敢相信”。因为李树芬长得不错,平时在班上的人缘也不错,大家觉得“好端端的一个人,不可能就这样死了”。

  “你还是得跟我们过去一趟,我们要对你们做系统问话,毕竟人命关天的案子,我们希望从你们这儿得到一些线索。”

很多同学在背后议论纷纷,不相信王娇张晓雨也是一样。她曾经和王娇坐过同一张桌子,桌子中间画了一条界线,每当她不小心越过“边界”的时候,就会被王娇打。两个人经常为了一件小事情而争吵不断。

  “我们真不认识他。您行行好,放过我们得了。”话说完,他就拉起女孩的手打算走掉。队长大手很快抓住了他的肩膀。这时,女人把手使劲从男人手中挣脱掉,走上前去,说:“我知道,我自己去就可以了,能不能别让他去了?”

25日,张晓雨到河边去看过李树芬停尸的地方,看到同班同学躺在棺材里,“和平时差不多”,但有其他同学说,李树芬穿着王娇的衣服。

  一记响亮的耳光掠过女人的发际线,突如其来的落在女人的脸上。是男人的手。

李树芬的死亡在这个小县城很快就传得满城风雨。有人说,李树芬自杀是因为被父母虐待。张晓雨的母亲兰正荣向女儿求证,女儿的回答是:她比我还胖,怎么会没吃没穿呢?

  作家的出版人也闻讯赶来了,一开始,他试图把车开进来。可任凭他怎么按汽笛,前方的人群就是丝毫不动,像是被一只大锅盖闷在了大楼前的空地上。

不过,瓮安三中的期末考试还是在24日如期开始。王娇并没有参加,“好像校长不让她考试”。考完最后一门物理后,张晓雨回到家里睡觉。这个时候,母亲兰正荣已经跟着人群去看热闹了。下午三点多,在农贸市场做生意的兰正荣看到很多人往县委大院跑,听说有人围攻公安局,便跟着去看热闹。

  “我是他的出版人,我要进去。”

现场已经乱成一团糟,警察局里还没有人出来。看了一会,兰正荣便回家了。到了家里,看到女儿正在睡觉,把她叫醒,叫她去看热闹,女儿摇摇头。

  “不行,现场正在进行调查,您还不能进。”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说。

这个时候,公安局前面的汽车开始烧起来,相隔不远的市场里,母女俩已经能闻到刺鼻的味道,眼睛也开始受不了,
“睁不开了,很刺激”。兰正荣想再去看看,回来的人喊着:“不能再去看了,好怕。”

  “他答应我明天交稿的,版税我都预付给他了。您通融通融,我得进去瞅瞅他自杀的时候稿子弄完没?”

严重的骚乱

  “先生,您搞错了吧,他不是自杀的,他是被谋杀的。”

真正严重的骚乱才刚刚开始。

  “什么?!”他急得跳起来,“要不是自杀,那稿子写完的可能性就……”

杨刚从河边回家后,始终放不下心,又来到了县委大楼,看到大楼前已经聚集了两千多人。人群开始一窝蜂往公安局大楼涌去。

  话还没说完,他就趁警察不注意,如运动员跨栏一样轻松跃过警戒线。

一百多个学生走在最前面,带头的是两个十几岁的小孩。他们用两根竹竿串起写着“为人民呐喊申冤”的白布,扛到公安局大厅。警察出来说话,把小孩赶出来,但外面的人群已经挤成一堵难以移动的人墙,带头的孩子被拿着警棍的警察强行往外赶,又没办法往后退。在前有截后又堵的情况下,有的小孩在推挤中受伤了。

  “抓住他,抓住他,他要破坏现场。”警察大喊。

大人开始对警察的粗暴看不过眼了,有人上前跟警察理论,情势开始激动起来。“当时如果有警察出来解释,可能情况会好一点。”杨刚说。

  出版人的速度真快,守在楼梯口的警察只是把他外面的夹袄给拽了下来。

不过,警察并没有解释,还在公安局门口拉上警戒线。在僵持了几分钟后,后面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觉得这事情不公平,要讨个说法,骚动的人们又开始冲击警戒线,一次,退回来。再一次冲击。

  不过,警察也不慢,一声枪响,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就响彻整座大楼!

第二次冲过警戒线的时候,在人群中的杨刚看到公安局的牌子在摇晃——有人在拆公安局的牌子了。几分钟后便把牌子拆下来。

警察又出来往外赶人,人群再次后退。后面开始有人扔果皮、泥土,整个局面完全失控了。人们开始把车掀翻、点火。

到了下午6点,公安局大楼已经烧起来,县委大楼前面的车也被掀翻,楼还没被烧,但现场已经聚集了一两万人了。一直旁观的杨刚知道,“场面已经无法收拾了。”

他也已经挤不进人群里了。消防队员过来后,年轻人开始跳上消防车,追着他们打,几十个人围着十来个消防队员拳打脚踢。杨刚看到一边消防车上还有一个队员坐在驾驶室里,便把门拉开冲着他喊:“你不怕死吗?赶快把衣服换了逃走。”
几个群众便掩护着这个消防队员逃跑了。

骚乱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的时候,宋杰洁也到了现场。在瓮安二中上高一的她刚好考完历史回家,便听到邻居家的大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公安局被人砸了。

到了公安局时,大楼的第一层已经烧起来了,还有人在砸楼,“大人砸倒比较少,主要是小孩在砸,可能是初中的,我们高中的还在考试。”而且,每砸一下就有群众在欢呼:“烧得好,砸得好。”

看了半个小时后,更多的人涌来了。宋杰洁的嫂子害怕她被挤倒,便拉着她回到住的地方——她们都住在刘金学家的屋子里。“溺水身亡”前的李树芬,也是和哥哥住在刘金学家的出租屋里。

不过,虽然住在对面,宋杰洁并不经常见到李树芬。“她平时很听话的,放学就回家做作业,很少见到她和男孩子出去玩,也没看过她喝酒。”

大人们也一直在讨论,各种说法都有。而警方的第三次尸检结果已经准确无误地告诉大家,这并不是一起此前所传的*杀事件。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此前表示:这次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上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文中部分受访人姓名为化名)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